一座文物館的思考──新本土視野的觀察
楊儒賓
一座文物館怎麼思考？文物館會思考嗎？也許會，但可能需要我們的幫忙。「我們」當中包括捐贈者，捐贈者加上建築師，加上藏品的原作者，加上後來的策展者與觀眾，文物館自己或許會說話。但在文物館還沒有正式成形之前，身為捐贈者，也許可以說出自己怎麼思考這批文物的意義。
文物收藏者有機會在公共場合說及自己的收藏理念，不能不說是一件足堪自慰的事。猶記得三十年前剛開始收藏書畫不久，一位有家傳背景的古董商曾告訴我說：「收藏家有收藏理念的極少，你入門時間這麼短，而理念來得這麼早，極罕見。」罕不罕見，我的眼識不廣，眼界不高，無法判斷。但如果說我的收藏帶有理念，而且起步較早，應是事實。
人活在世間就是在世間自我定位的過程。主體總是持續參與世界，型塑生命世界，也總是不斷被世界滲透，被生活世界型塑生命過程。我生於1950年代中期，那是世界冷戰正熾，臺海還有戰火的年代，嬰兒的我是在八二三炮戰的遠方砲聲中匍匐成長的。我的中學時期是在冷戰體制、戒嚴法、臺灣經濟轉型的沉悶年代度過的。每個人的生命都是一段不能重複的獨特的歷史，狹小的地理空間與沉鬱的時代氣息還是孕育了苅除不盡的雜花生樹，蠻果野草。新儒家就是那個時期獨特的一株知識之樹，我在那個時期碰到新儒家學者的著作。熊十力、唐君毅的著作陪伴我度過苦澀的青春歲月，牟宗三、徐復觀這兩位大儒則曾在我家鄉附近的東海大學任教，人親土亦親。本土！本土！本土這個概念有時是很玄妙的。中學時期的接受史往往從一而終，就像雁鴨張眼所見，即烙印在它的認知中，再也無法改變。我的中學閱讀經驗影響了我後來的學術興趣與人生定位，我的收藏方向也就在「臺灣─儒者」這條軸線上展開。
「臺灣─儒者」是我收藏的起點，這是事實的陳述，也是規範的陳述。但怎麼入手？如何具體化我當時尚模模糊糊的理念？此事只能由機遇決定，機遇也就是命運。事後回想，我的收藏命運不能算特別好，但也不壞。我剛開始收藏儒林學者的字畫時，文人學者書法的價格尚低，作品量不少。如果我早個一二十年收藏，而且如果能從香港或大陸直接蒐羅的話，成果一定更可觀。但早個一二十年？此事豈能由我決定，人生又有哪幾樣是可以自己決定的？我入古董市場時，大陸經濟尚未起飛；我想用工作所得換取學者字畫時，不高的教書薪水尚有餘額可供揮霍；上世紀九十年代的古董字畫雖然不像文革時期般大江滾滾地往海外流，但光華商場的古董字畫市場也從來沒有斷貨過。截長補短，能在那樣的年代走進收藏這塊領域，已是夠幸運的了。
更幸運的是我在收藏過程中，得到了一些古董商及學界友人的幫助。古董字畫，大江大海，深不可測，撈寶而滅頂者有之，嗆幾口水後不敢再入海者有之。我何德何能，盲撞下海，卻多得貴人相助，至今仍可悠哉！游哉！游躍於浩瀚的文物之間。道教說煉丹有成，需要法、財、侶、地的幫助，收藏也是。收藏一個系列就像煉成一粒金丹似的，同樣費神，花錢，耗時間，需要法，更重要的，要有貴人（侶）相助。
我在上世紀九十年代的臺灣，開始收藏。字畫古董也落在上世紀九十年代的臺灣，準備被收藏。我的收藏理念和字畫古董的具體佈置既然頗為符合，有緣者一定會相會。我找作品，逐漸地，作品也找我，收藏世界就此展開。所以晚明以後的中日交流的脈絡出現了，江戶儒學史的脈絡也出現了，明鄭以來的臺灣漢人書畫的脈絡也隱然呈現了，日本殖民時期在臺灣的日本官僚、學者、僧侶的作品也有了規模。更重要的，從明代陳白沙以下的華夏儒者的作品也逐漸有了模樣。圍繞著中、日兩地的近世思潮的脈絡，以臺灣為中心，輻射出去，朝鮮、琉球、東南亞的漢字書畫居然也涉足了，有緣千里來相會。單單看上述的數來寶，觀者大略也可知道我的收藏是以構成東亞地區基礎文化的漢字書畫及儒家思想為核心理念，在遼闊的文物市場上尋尋覓覓，求得理念與現實的接軌。
除了空間範圍的思考外，我和東亞同在時間中喜怒哀樂，春夏秋冬，我也希望找到撐起這塊地區變化的歷史事件因素。很自然地，1894-1895年的甲午戰爭─乙未抗日以及1949年的兩岸分裂，它們也走進來了。這兩樁是一百多年來影響臺灣最深遠的歷史事件，這兩樁事件也牽動了東亞秩序的重組，其歷史影響更重構了這地區許多人生命的深層構造。很幸運地，年代相去不遠，相關的文書、手札還多，收集較容易，我沒有理由不收編它們，讓它們在清華校園裡棲息。哪一天，一八九五與一九四九還會給我們上課。
在我們典雅有緻的展館中，清華文物館應當會有：一、臺灣漢人書畫，二、殖民時期日人書畫，三、中國儒林墨妙，四、江戶儒者墨蹟，五、中日交流書畫，六、甲午乙未戰役文書，七、1949渡海事件文物。這七塊版圖可以說是以臺灣、大陸、日本三地為緯，以三者的歷史互動為經，亦即以中日間的文化交流、臺日間的乙未抗日文書以及臺灣海峽兩岸間1949渡海事件這三個「兩岸之間」的歷史脈絡為經。經之緯之，縱橫交錯，緣會成一個新的文物世界的收藏版圖。我們的文物館應該有可餐的秀色了，它有「新兩岸三地」的典藏特色。在臺、日、大陸的三角構造外，文物館還有朝鮮儒者墨蹟、琉球字畫以及南洋華人字畫等三個地區的書畫收藏，也有清代地圖、明清地契等主題收藏，後面這些單元的收藏規模較小，但獨立辦展的量還是夠的，它們應該可以成為很好的啦啦隊。
在臺灣有「新兩岸三地」的書畫收藏，其意云何？回到三十年前收藏時的初心，或者回到我在大度山兩旁度過的中學生歲月，那條臺灣─儒學的線索逐漸具體化起來。臺灣─儒學是烙在我生命中的浮水印，但它的內涵隨著我的知識的成長越來越清晰，儒學、東亞地區、兩岸、漢字書法、中日交流中的佛教僧侶這些概念合在一起，不正是構成所謂東亞文明區的主要特色嗎？如果湯恩比等人所說及的文明板塊之說有道理的話，那麼，漢字、儒學、佛學、書畫、律法這些因素正是構成從日本東京到越南東京（河內），從北京到臺北這麼廣大地區的文明的公分母，它們是各國文化中「內在的他者」。東亞地區人民曾長期薰育在「山川異域，風月同天」的和而不同之文化世界，這個文化世界可名為「天下」，但天下的子民因為長期缺乏更大的異文化的對照與刺激，它的特色其實是看不出來了。「天下」的人民甚至如何稱呼自己的地理位置，都難以啟齒，不需要就不必啟齒。直到海運東來，中、日、韓、越是世界地圖中的東亞，東亞是亞洲東部的區塊，東亞與其他地區相互相對化。這個地區人民有了反身證成的自我意識，這個地區的文化特色也才顯現出來。
東亞、東亞文化這些概念都是近代的產物，但這些概念的能指之所指的內涵：地域、人民、儒學、佛教、漢字、書畫等卻早已在此地區活動了幾千年，離開了這些因素，很難想像中國文明、日本文明、韓國文明、越南文明，到底有何內容，東亞地區的生活世界有相當堅實的共同基礎。海運東來，帶著萬商帝君的殖民主義，圈地圈人的帝國主義，當然也帶來新的文化刺激，一切變了。在反抗與接受的血肉淋漓中，東亞史翻到了新的一頁。在歷史與地理的雙重夾擊下，島嶼睜開了雙眼，它看到歷史與政治的殘酷面目。
拉開距離，重新設置問題，在衝突中反思衝突的緣起，我們終於需要面對無法逃避的現實：我們東亞地區的文化到底與東亞的現代轉型有什麼關係？如果近世東亞的一連串戰爭與人民流離是悲劇的話，何以幾千年承續下來的文明竟然無力防止這些悲劇的發生？難道東亞文明在近世沒有近世東亞文明的面貌，東亞真的是停滯的東亞，沒有推動歷史進展的內在精神嗎？政治有很多的神話，百年來東亞地區最大的神話是東亞地區救贖史的神話，彷彿它已衰竭癱瘓了，需要不斷地被自由主義「文明化」，被共產主義「無產階級化」？在文化衝擊的炫盪中，眼睛會花的，我們不需要戴上一副新的眼鏡嗎？
我們清華文物館這些藏品會告訴我們另外的故事，它不會掩飾近世東亞的血淚。在甲午戰爭的浮世繪，在乙未抗日時期日兵的討伐日記，在1949年的渡海離人的血淚家書中，我們會看到沉澱的歷史債務。近世的東亞是災難的歷史，而且很弔詭地，最後沒有一個是贏家。但有黑暗的東亞，也有光明的東亞。在渡海東去海東扶桑的文人、僧侶、書家的書畫中，在江戶儒者優美的「詩書兩政」的作品中，在清代島嶼人民的墨海書潮中，我們看到濃厚稠密的人文交往。在這些書畫與文書的筆劃裡，我們不難看到一些跨國的國際主義精神，也不難看到強烈的儒者人道精神閃動於字裡行間，這些是撐起我們東亞文明的精神脊梁。
我們文物館的每件作品都有一個故事，每個故事都是時代思潮激盪的縮影。這些東西所以落在臺灣的清華大學，因為臺灣正是近世東亞各種思想衝突匯聚之處，國立大學是人民的力量支持起來的，它對社會有不容抽離的責任。我們只能在兩岸的衝突中尋求兩岸衝突的化解，只能在東亞的病痛中尋找消除東亞痛苦的解脫之道，也只能在現代化的難產中找到更合理的現代化的途徑。
需要交答案了！一座建築物是天地神人的交會，文化在四象的區域中展開。我們的文物館的空間不大，文化訊息卻不小，它凝聚了近代東亞人的悲歡離合，東亞歷史的冷酷無私。文物館會思考嗎？我相信會，它很小，但會思考怎樣參與滾滾而下的歷史潮流，參與之即轉化之。它會與各方人馬合作，轉化出一個更好的臺灣，更好的兩岸，更好的東亞。